7月15日，温家宝总理视察河南期间，停车走进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的村民家中。当地村民李剑雷不满洛阳市区因搞创建卫生城市而禁止农民进城卖桃，向总理“实话实说”。总理“现场办公”，解决了送庄镇桃农进城卖桃难题。洛阳其他县乡的瓜农也跟着进城直销的政策，和送庄镇桃农一样拿到了“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
“一些城市管理部门为了自己管理方便而拒绝瓜农入城的做法，是一种惰政。”送庄镇一位干部这样认为。
“惰政”，相信多数中国公民都有深刻的体会。办一件事需要几百个公章；能马上办的事动不动拖个一年半载；缺乏规划和协调，刚修好的马路没几天就开挖；文山会海，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这一切，让百姓不堪其苦，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肠梗阻”。
在我省人大常委会6月份开展的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中，也发现了“惰政”的长长的影子。按照规定，标准一级公路每公里只准开两个道口。而我省104国道某路段，短短3公里，竟开了60多个道口。每年，滚滚车轮下竟然要葬送30多条鲜活的生命。这样的“黑点”路段，在我省有100多处。这些路段之所以成为“黑点”，并非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攻克的科学难题，有的仅仅需要几百元钱就可以完善设施，有的只要加强监管就可以消除隐患。但是，这些事情就是没有部门去做，任凭车毁人亡、血溅他乡。
岂止是道路安全，许多企业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建设的“三同时”建设没有跟上，大量乡镇企业违规操作严重，危险的化工企业被城市包围，一些该关闭的工矿企业还在偷偷生产……近年来生产事故进入频发期，与“惰政”脱不开干系。
农民进城卖桃子，非要总理过问了才“迅速解决”；矿山、工厂的安全生产，非要等死人了才“高度重视”，“惰政”就这样让依法行政成为空谈。
“惰政”的产生，其原因是多样的。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向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勤政”，在许多公务员心中缺乏“原动力”；而“惰政”，却让人有心安理得之感。
“惰政”，更凸显了不少地方法制建设的薄弱，反映出现在许多地方的政府决策依然处于“拍脑袋”的初级阶段。农民能不能进城卖桃子，一级公路在什么地方能开口子，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有规定就来个“特事特办”。政府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这是一道不能再老的“风景线”了。这种时抓时放、时紧时松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人治行为。在一些官员眼里，越是没有“规矩”，“管理”起来越方便，我想干吗就干吗，想怎么罚就怎么罚。
“惰政”虽然不能说像腐败问题一样，是官场“毒瘤”，但它却似“动脉硬化”，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其危害不可低估。防止和消除“惰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该大有作为。在立法方面，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抑制部门利益，避免政府与民争利的种种“禁令”合法化，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监督方面，可以在充分听取民意的基础上，通过审议、视察、执法检查、述职评议直至质询等手段，对侵犯人民利益的“惰政”行为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促使其改正。
养猫就要让它抓老鼠。面对“病情”不轻的“惰政”倾向，人大应该大声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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