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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诚信,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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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面对频发的科研造假行为,有关专家呼吁,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要坚持“零容忍”,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并努力使其成为一种新的科研生态。


  一个有着8年科研经历的教师,利用学术期刊邀其审稿的机会,剽窃被审稿件的核心内容,经重新包装、署名后投往其他期刊。东窗事发后,这名青年教师科研之路被“终结”。

  “像这样的科研造假行为并不鲜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表示,人们犯学术道德方面的错误无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自身的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原来认为不可以的事,大家都在做,他就做了。另一种是觉得造假有利可图,不把科研诚信当回事。杨卫分析,“科研造假的一个催化剂就在于不守诚信的代价太低”。

  2018年8月中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其起草的《职称评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实行“一票否决”,建立终身追究制度,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科研不端行为缘何多发


  2017年4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销《肿瘤生物学》2012年至2016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107篇论文。此次撤稿创下国外学术期刊单次撤稿量、单期撤稿总量、中国学者遭集体撤稿总量等多项纪录,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声誉。

  经调查,在这107篇被撤稿中,有95篇是由第三方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或虚假同行评议意见。

  “中介替投稿,保证高入选率,语言服务收一笔费用,入选了再收一笔费用。为了高入选率,中介会推荐若干个审稿人,并提供这些审稿人的电子邮件,但这些邮件地址大多是冒名的假地址,专家审稿意见其实是中介自己写的。”据杨卫介绍,“幽灵评审”的造假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揭露。

  这些被撤论文有的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润色”并投稿,有12篇论文完全是通过中介代为撰写和投稿。“中介有‘幽灵写手’,你提供论文素材,他写好并替投稿,中介还可以替写基金申请书。中介写完文章、申请书转手又卖给别人,谁抄袭谁都说不清楚了,有时两个学术轨迹没有交叉的申请者交来一样的基金申请书,这种案例不时遇到。”杨卫说,随着基金项目申请书的逐年增多,造假申请书的绝对数量也在缓慢上升。

  “大规模撤稿事件也使人们认识到,现行对临床医学人员的评价制度,也是诱导学术不端的因素之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说。

  评价体系是科研的指挥棒,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是营造良好科研生态的关键。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突破8100万,但长久以来,科研评价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阻碍了创新主体活力的迸发,给科学事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例如,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对其评价时往往不加区分,把在SCI(科学引文索引)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排名等作为主要参考指标;对医生而言,不仅要做手术,想要晋升职称还要发论文,“做1000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论文”。


深化科研评价体制改革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李真真认为,科研评价的量化偏好导致学术价值的外在化,它“培育”了一种以计算回报为基础的行为取向,这样一种以获取更多资源和更高荣誉的行为逻辑,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价值观以及对科学的文化认知。

  “对撤稿事件乃至科研诚信问题的反思,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将改革评价与激励机制纳入我国科技政策的核心议程。”李真真认为,改革我国科研评价体制与激励机制,促进良好科研环境的育成,应成为当前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治本之策。

  对于科研诚信建设和科研不端行为,相关部门也做出了明确的表态。科技部等部门在对撤稿事件的处理意见中就强调,将以此次撤稿事件为契机,深化科研评价制度改革,强化以“品德、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更好发挥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从改革科研评价体系着手,为破除约束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制度藩篱,为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提出选择部分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试点开展临床医生科研评价改革工作。

  “选择临床医学做试点,就是要从该领域科研活动的特点和目标出发,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李正风说。他告诉记者,改革科研评价制度,还需要科学定位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管理的位置。

  “我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共同体内部管理严重失衡,表现在政府管理的强势与科学共同体管理的弱势,并且政府管理的强势并非表现在绩效管理方面,而是替代科学共同体的管理方面。”李真真认为,这是一种政府管理上的错位,导致科研机构和专业学会主体责任的弱势和主导作用的缺失。

  “科学研究的探索性、前沿科学知识的专有性,决定了由学术共同体对学术贡献进行判断,更为科学合理。”李正风建议,应当逐渐把科研评价的主导权交给学术共同体。


亟待细化相关规则


  科研诚信相关制度建设至今已有10多年时间,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制定了诸多诚信管理意见文本。

  如,2006年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2007年中科院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2009年科技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等。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些意见还比较原则,涉及落实的细则少。“有时候发布归发布,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的比较少。”

  “近年来虽有进步,但仍然存在相关规定缺乏可核查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李真真举例说,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处理办法等少数规定外,管理部门及研究机构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规定,被纳入的违规行为与提出处罚措施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即关于哪种不端行为或何种程度的不端行为应当受到何种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给实际处理造成了困难。

  在对科研造假的处理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获得了受访专家的一致好评,其多年来坚持对造假行为“零容忍”,将严肃查处科研不端行为作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抓手,逐步形成“教育、制度、监督和惩处并重”的科研诚信建设体系。

  据介绍,为消除基金项目申请书的造假,基金委加大了相似度检查力度,每一份项目申请书都要做相似性核查。检查出的高重复率基金项目申请书,专家确认后,取消项目申请人一定年限的申请资格。中等重复率的,会告知评审专家。低重复率的则标注,评审过程中给专家以提示。

  “基金委对项目实行二级管理,科研诚信主要依托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进行管控。科研人员申请项目前要有诚信保障,如果发现太多抄袭重复的,基金委会通报申请人及单位。如果依托单位对科研人员的诚信教育做不好,出了科研造假也处理不好,那就会对单位进行通报,将来还可能影响该依托单位的信用等级。”杨卫说,美国也施行这种机制,限制诚信记录不好的单位申报国家级的项目。


补足缺失的诚信教育


  “我国科研诚信教育资源匮乏,师资短缺造成大学很难设立科研诚信课程,即使开设相关课程,其授课质量也大打折扣,以传统的德育教学方式宣讲科研诚信规范,会与科学实践严重脱节。”李真真评价道。

  杨卫认为,国内大学的科研诚信教育是“黑白”教育,教学案例不是极好就是极坏,但大部分人感觉自己做的没那么“黑”,也没那么“白”,这使学生在接受诚信教育时难以入脑入心。

  而国外则是辨“灰”教育,上课既不拿道德楷模进行示范,也不讲明显的学术失范行为,而是拿出一个边缘的情况,让学生们讨论。

  “比如,学生写好一篇论文,把论文拿去给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看,这位学者说文章写得不错,投稿时学生把这位学者的名字加上了。科研诚信课的教师就以这样的虚拟案例,请学生们分辨这种情况是对还是错。并最后总结:如果该学者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应该加上名字;如果没有做出实质性贡献,只是提了口头评议意见,就不应该加作者署名,但可以致谢说明。”杨卫认为,这些细节问题,往往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教会学生在“灰色区域”中怎么找界限,可使其在科研中找到真正的边界。

  “青年人在学术生涯之初,在书写英语论文、撰写基金申请上可能会遇到困难。如果通过网上或手机短信,收到‘好心’陌生人的信息,告诉你可以帮忙润色论文、修改基金申请,千万不要接受这种帮助。”杨卫告诫,青年学者在科学的殿堂中,要谨记道德和学风,做到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在学术上投机取巧、不在学术上游戏人生。

  对科研人员的诚信教育,所在单位也应负起责任。《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明确规定,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责任人所在单位要区分不同情况,对责任人给予科研诚信诫勉谈话。对包庇、纵容甚至骗取各类财政资助项目或奖励的单位要严肃处理。

 



 


作者:扈永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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